“甲午一败，庚子再败”后，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巨额的战争赔款使清政府陷入经济困境，外国商品以前所未有之势涌入中国，更使清政府陷入严重财政危机。清廷颁布新政诏谕后，对上，袁世凯条陈“增实科”“开民智”二目，强调发展工商，新政开启后，袁世凯志在百废俱兴，“将欲挽回天津市面”，力图将“近在辇毂之下，为通商总汇之区”的天津打造成清末新政的试验场；对下，于1903年4月委派幕下周学熙前往日本考察工商业。周学熙认为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回国后即条陈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工艺局，作为振兴北洋实业的枢纽。10月，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委周学熙为总办──此为北洋实业的总机关。直隶工艺总局除创办天津考工厂、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等实体机构外，还于天津考工厂内下设以倡导发展工商业为宗旨的工商研究会。该会开展的工商研究活动，在剖析形势、传播知识、培训技法、团结精英、催生组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天津在实业振兴方面的首创之举，为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民国时期天津工商业的发展做了铺陈。

剖析形势

鼓励商界日求进步

因“今日为商战世界”，工商研究会谋求扩充工业、开拓智识、增益见闻。定期召开的工商研究总会、分会在召开期间解读宪政等官方政策，宣介研究会之创办缘由、宗旨、办法、利益、效果等，解释“何为公司，何为独资商业”等常识，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邀请中外专家介绍国际国内工商形势及具体问题。

以国家层面为例，1908年3月5日，农工商部接准外务部咨照比利时万国赛会、日本大博览会赛会事宜，总会会长宋则久、李子鹤等介绍工商与国家之关系、工商与铁路之关系、商业道德、买卖自治法、富强贫弱之要理。

以津沽为例，1906年4月15日，天津工商研究总会郭润甫会长对众宣读《整顿津埠市面条陈五大纲》，宋则久会长详细解读《公估办法》大纲五条、细目十条，并印刷若干份送各号，在更广的范围解读政策。

以行业为例，1906年11月5日，在鞋商与木工研究会召开期间，冯心齐分析了当时经济发展困难之原因及改良方法（比如高等工业学堂教员何子琴提及的广设机器以兴商业），铁工会长刘辅臣分析了世界战局并介绍了鱼雷艇巡洋舰炮船、战船制造的关键环节，他认为齿轮为机器之主，轮船、载舰、火车、机器等齿轮各有不同，倘不精于算学，配置必不适用，烟卷公司总理纪管涔则阐述珠算笔算之精细用法，以期“共相维持，日求进步”。

传播知识

提升商界整体素养

基于“国脉之富强胥视其工业之进步”及“商情不协由于商智不开”的共识，实业家认为“坐谈不如起行，空言劝导不如实行提倡”，从商者也意识到只有学习新的知识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新知识的获得必须依靠商界教育。天津工商研究会“或摘示新法，或罗列新物，或携制品图案发为问题”，成为知识传播、技术研发与传授、推广示范为一体的核心枢纽。

关于经济学理论原理等，亚当·斯密著、严复翻译、南洋公学译书院于1902年出版的《原富论》中的劳动力、资本性质、国家收入等，经常被宋则久会长等在会期讲授；工商研究会会长等还普及货币之原理、作用、制度、本位等经济学知识；刘巨川阐释矿学、工程学；韩镜湖演说无线电报及其功用、留声机器；李子鹤讲授商业学务、经济学；宋则久剖析生利分利之别、买卖法；徐砚农解读商律及各专门实业学。以上诸种，使“听演者围观久之，颇有领悟”。

为了能收实效并带动直隶一省工商业发展，工商知识传播还聚焦衣、食、住、行、用等多个层面。帽商吴会长提议女学生冬季宜戴毡绒两种帽子以示庄重；粮商会长比较葛沽稻与胜芳稻的区别；瓦工会长杜宝善提议建筑楼房应多用洋灰房顶；铁工会长普及制造铁链铁钉各法。较为经常、定期组织工商各行从业者参与的研究会，还组织、调动各行各业管理者、精英等讲授国际、国家、地方行业的专业知识，为艺徒等掌握知识、提升素养、参与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培训技法

推动行业整体进步

“商业家均宜求学”，在工商研究总所、宣讲所、阅报社、学堂等场所召开的工商研究会，给民众，尤其是技术工人等提供了学习近代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

针对生产方面，研究会召开期间，教育品制造所总技师韩镜湖培训电汽车制造法时详为剖解，致“讲习观摩，孜孜不倦，一时风气丕变，人人思奋”，思想交流、技能互动激发了观念的碰撞；瓦工经过研究认为，分别手艺高下、酌定工资多寡值得提倡，且无论包活、做工均须求精美，激励工徒学习技术的同时培育了集体声誉；清末民初旧式磨面靠牲畜拉磨，商界筹谋创制机器轮磨，用一磨足省三磨之费，而所出面粉足抵四磨之多，可谓“低消耗高产出”，经天津粮商日夜研究、十数月改良、多次试行，终获运行，于商业、民生均有裨益。

生活角度，津郡造胰各公司开会研究之期，总公司总理富焕卿从薄利广销的角度切入主题，如经卖人代卖胰皂20箱，可扣除一分五厘的获益，销售至50箱以上者，收益更好，调动了销售者的积极性；1906年秋季，工商研究会从女工厂订制台布、绣货、布匹多件送往天津工业售品所销售，此为平台的搭建；因清末新政的内容之一是警备新政，工商研究会提议军衣及学堂操衣以至便服都用本国布匹，如此，则销路自畅。

工商领域上，既有传统行业，也有近代产业，社会分工不断细化，技能培训也不断精细，清末天津近20个工商门类中，铜工、铁工等技术更迭比较快的行业技能培训需求更大。1906年，铜工会长韩茂木在会议期间讲授制造拔铜管、铅管之法与应用器械；1910年，在天津铜铁两工研究会召开期间，铜工会员张纯一现场培训镀镍、镀金各法；铁工还需研究齿轮大小、机床尺寸、机锁灵敏度等。

除随机培训外，技能培训制度化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08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志学会社确定每星期传授电镀新法，接受两次培训则获得从业机会。

团结精英

培育群体意识

天津工商研究会郭春畲、宋则久、李家祯、朱寿祺、曹琴孙、高庆臣、纪管涔等历任会长都是工商研究活动的组织者，他们的威望一方面来自他们对知识技术的掌握，另一方面来自他们自身对工商事务的参与。他们上承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及的“兵战不如商战”，激发了商人的时代使命感、团结协作思想及群体意识，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做了铺垫，下启宋则久等工商界人士于民国成立后创办工商研究所以期达到“开工智、联商情、疏商团、保工商业有益而无弊”之目的。

天津工商研究会团结了教育品制造所总技师韩镜湖等专业技术人员和北洋高等工业学堂教务长顾石臣等新式学堂管理者，调动了行业细化后瓦工、木工等分会正副会长等至少50人的积极性。他们作为即将取代传统绅士阶级的新型工商界精英、新的社会精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主动姿态和相当规模加入清末实业振兴中，通过在工商研究活动中组织、指导、交流、合作等活动，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清末工商业发展的进程，通过对行业的观察、形势的研判、人员的组织、知识的普及、技能的培训、激情的调动等，全面呈现了变革时期工商精英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教功能。加上其本身已经形成了某些内在的变革力量，并在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社会，因此成为推动清末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催生组织

带动时政关怀

清末天津的工商研究会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要素之一，它不仅是一个比较活跃的群体，又是介于政界和商界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但结构比较松散，也不能制度化组织活动。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剧变，沟通官商关系、维护商人权益的同业组织应运而生──这个组织即商会。

天津工商研究会为了“开工业家智慧”，劝谕各行所设研究分会，瓦工、木工、铜工、铁工、竹工、胰工、漆工、织工、帽商、鞋商、竹商、布商、铁商、粮商、旋工、美术工等分会相继成立。伴随着凝聚力、活力的不断加强，工商研究会及各分会在税收、财政及金融诸方面向政府建言献策，为后来天津工商界分所—分会—省总会—天津商会的成立创造了和谐、有效的氛围，部分程度上为社会转型期天津乃至北方甚或全国经济发展发挥了潜在的效果。

与此相适应，以组织的形式扛起重振实业的旗帜便被提上议事日程。1904年10月8日，天津工业售品所开会研究，总会会长郭春畲陈述津郡工商发展已有成效，但存在着各工厂出品不齐、跌价倾轧现象，提出创立“同业组合会”不失为良策。作为一种新的、稳定的、有明确行业特色的商会应运而生。商会将个人、行业结成群体，以半商半官的身份联络商情、启发商智、保护商利，并在卫生防疫、慈善救济、改善设施等方面有所作为，部分程度上使社会充满了活力和进取精神，实现了共同的价值追求、利益目标和时政关怀。

“今之言救国者为根本之计，莫不曰振兴实业；振兴实业，朝廷提倡于上，人民研究于下。”清末天津勇立时代潮头，其工商活动“研究一事系为工商改良进步之基础”，也以活语言的形式和现场锻炼的操作，激发了工商阶层的自我觉醒，扩大了他们的某些权利，激活了他们的自主、独立意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育了他们的公益观念和意识，提高了他们的民族政治觉悟，从而使社会部分程度上充满了活力和进取精神，兼具教育、研究和产品推广等职能。清末天津商人的联合—进步—爱国—政治—实业、从经济联合到政治爱国的构建，在促进工商界的密切合作、深化互动，助力经济复苏的同时，还促成了亦商亦官的同业组织的形成。该组织在民国期间的重建及在振兴商务、兴办实业、整顿秩序、维护市场、热心公益、济贫救灾等方面的贡献还需进一步探讨。